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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是创设联络的前提

时间:2019-10-05 05:25来源:背景分析
《降临》是部有趣的电影,它关注的点打了同类电影一个响亮的耳光。一般来说,大多数同类型电影相信”人与外星人之间的沟通是没有什么障碍的”,至少是很容易建立的,或者说,

《降临》是部有趣的电影,它关注的点打了同类电影一个响亮的耳光。一般来说,大多数同类型电影相信”人与外星人之间的沟通是没有什么障碍的”,至少是很容易建立的,或者说,在以前,类似“沟通”的建立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电影很喜欢跳过“沟通”是如何建立的讨论,直接描写各种沟通形象,好比独立日的“战争式”沟通,ET的“家庭式”沟通,等等等等。这就给我们造成某种错觉——似乎“沟通”是很容易建立的,容易到双方直接就能够形成有效的交流。至于交流的形式,或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是“互相伤害”,总之,多了去了。想想看,如果沟通如此容易,那么世界早就和平了,各民族之间早就化干戈为玉帛了,情侣之间早就终成眷属外加白头偕老了。我们都熟悉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想,如果“战争”算得上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么随着战争结束,世界便理所当然的要恢复和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一路走来,建立沟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近百年来,正是由于没有深入反思双方得以形成有效沟通的前提,人类走了不少“弯路”,如果仍不反思,那么这条“弯路”可能就会越来越弯。《降临》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当我们不再一厢情愿的把对方“生拉硬拽”进自己的语境中,不再用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肢解对方的思想,我们才算开始严肃的正视“沟通”“交流”这些概念。或者说,当我们开始尊重对方与我们的不同时,我们其实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
      其实从电影一开始,我么就能感受到一点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单独提出来了。艾米亚当斯饰演的语言学家在阐述自己理论的时候暗示我们——交流不可能透过某个预设性的前提直接达到某种无障碍“沟通”,“面交”某种程度上是建立沟通的前提。我们可以回想以前的电影,只要提到交流,那必然是某种基于一个固定“逻辑前提”的交流,这个逻辑前提就好像是预先存在的一样,并且不容置疑,好比一段外星传来的信号可以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被还原成我们的语言。这就暗示我们,外星人的技术与人类的技术在逻辑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个想法的可笑之处在于,外星人发来的信号似乎天然就是符合我们标准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这样想,就是说不是我们聪明,而是外星人比我们聪明,他们事先已经学习了我们语言,并把它们的意图转化为信号发送给我们。但是,这无非是一个同义反复,这种想法暗示我们,似乎双方的认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个不容置疑的亲缘属性,仿佛这个属性不需要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搭建,就可以从某个预先存在的“中介”中直接得出结论一样,这种省略过程,从结果出发的逻辑可以说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思考模式。多说一句,《三体》中那条著名的宇宙社会学真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正是一种不负责的结论。生存可以说是动物的第一需要,但是能够创造文明的动物也不仅仅是动物,而是一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走向死亡的“高级动物”,如果这个意识仍以某个教条的规定属性自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作为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与把“生存”规定为第一需要的动物(猪,马,牛,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为了肉体存在而存在的牲畜。可见,”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这句话背后的思想停留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意识还没有把人与动物之间区分开来,仿佛生存就是一直以一个毫无意识的“行尸走肉”存在着一般。这种思想对应的形而上学史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在场形而上学”,是笛卡尔之前人们普遍的思考方式,而对海德格尔来说,“面向死亡的存在”作为已经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方式不是一个外在的自然规定,而是“终有一死者”面对生活的那份坦然与从容。可以说,死亡对有意识的人来说不是可怕的,而是必然的,一个成熟的人会认为死亡是可敬的,因为死亡是一个过程,不能从结果出发来讨论死亡,那是对死亡过程的亵渎。至于那些喜欢从结果出发讨论死亡的思考,在我看来,则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云亦云罢了。所以,单纯的肉体生存不是束缚存在者存在的“第一”需要,不是一个教条,它毋宁说是存在者在成为有意识的存在者的路途中的一个终极考验——面向死亡而在的本体成全。
    其实,当《降临》有意识的去讨论“沟通”所能够建立起来的前提问题时,它可谓超越了大部分科幻电影的基本预设,这应该算是电影这门艺术中的大事件之一。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在“技术性”预设的基础上来呈现给观众一系列影像的艺术,可以说这些“影像”在技术的支撑下具有非常大的“可操控性”,我的意思是,作为被操纵的木偶,当“它”(影像内容)意识到要转过来思考“技术”本身与它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它才算的上初步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意识”。曾经,我们的思考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仿佛外星人要么是野蛮的入侵者,要么是伪善的上帝,总之“主体意识”表现为一些非常草率的“决定论”,“沟通能力”作为一个高级智慧相互交流的基本的前提被这些“决定论”彻底无视。《降临》用“语言学”这门公众并不熟悉的学问代替了已经被玩烂的物理学,数学等等学科,其实意图在于把对沟通的探索转移到一个新的基础上,正是在这里,电影可谓深深的黑了中国一把:在电影看来,中国透过教外星人打麻将得出的结论就如之前美国在《独立日》中的反应——外星人是入侵者,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又一次深度误解,也是对自身话语体系“不知道几次”的暧昧的重构,用语言学代替其他学问主导与外星人的交流不过是在讽刺“中国等远东国家”没有成熟的学术体系罢了,这里仍然可以嗅出一丝西方那“习惯性”的志得意满。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其实最终也没有认识到那个让它们得以建立自身的“基础”是如何可能的,一句话,他们的脑袋里仍然残存着自康德以来”先验哲学“的幽灵,这就是为什么福柯在与乔姆斯基的论战中质疑”人性“这个概念的原因。福柯暗示我们,”人性“绝不可能是思考的出发点,而是需要被解构的概念。西方思想兜兜转转,几次都走到解构的十字路口,但结论总是有意识的回到上帝的怀抱。倒是在原著小说中,作者用费马原理深深的质疑了这样一个隐性的“目的论”。“费马原理”的发现者是来自于法国的律师和业余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这条原理是:光在任意介质中从一点传播到另一点时,沿所需时间最短的路径传播。不难发现,距离和时间在这里互为对方的条件,构成了一组同义反复,距离可以用时间来表达,那么时间同样可以用距离来表达。很显然,从“光”、“距离”、“时间”这些条件出发,“光的传播路径最短”这一结论暗示我们,“光”似乎是有意识的选择最短路径,在我们看来,“光”的这种意识表明,“传播路径最短”的结论已经被偷偷的塞入了某种价值判断。对这种价值判断来说,“最”作为一种形容有明显功利色彩——就好像光不会选择其他路径一般。事实上,如果承认这一定理成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下这个极为荒谬的想法,“光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它的目的地是哪里。”这是典型的从结果出发的目的论——功利主义思维。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露易丝之口表达了对这个目的论的担忧,我觉得这揭示出西方主流学术的一个先天不足——柏拉图主义的幽灵。至于什么是柏拉图主义,只要熟悉他的理念论,就会知道,在柏拉图的语境中,理念具有某种优先性,它先于现实的存在而存在着,好比说一把“椅子”,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能够造出椅子,是因为人具有模仿“椅子“理念形象的能力,这种思想也就把人的创造力至于”理念“的阴影之下,我觉得乔姆斯基仍没有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
   综合来看,《降临》是不错的电影,它至少让我们观测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正在试图开启新一轮的反思。但是这轮反思是否会习惯性的陷入同义反复,继而变成了基于目的的某种重构,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必须警惕柏拉图主义的复辟,就好像我们需要更为严谨且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当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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